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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徒刑为什么很少超过两年

对于「坐牢」,在常人眼里肯定是一个不吉利的词语。它的背后,是长年累月的牢狱之灾。其实我们俗称的「坐牢」,有个比较正式的称谓,叫做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现有刑罚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即在一定期限内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并监禁于一定场所的刑罚。有期徒刑的期限各国规定不一。我国《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一般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数罪并罚的可以延长到二十五年;死刑缓期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不得少于十三年,也可延长到二十年。

相对于动辄数年、十数年的有期徒刑,比较一下唐宋时期的司法状况,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时的犯人坐牢,很少有超过两年以上的人,有的甚至被判了几年,不过几个月就把他放了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法定刑期就很短

翻看唐朝、宋朝的法律文献,就会惊奇地发现,当时的徒刑,他们的刑期最高都不超过三年。徒刑以三年为刑期上限,一至三年分为五个刑法等级。

为什么呢?其一,受当时的医疗条件、生活水平所限,人均寿命普遍不高,能活过四五十岁,已经算是长寿了,一下子判个十几年,很有可能大多数都老死狱中了,客观上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其二,古代不像现在一样人力资源及其低廉,当时人口总量并不多,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人力资源,用于生产和耕作,如果大面积长期地拘禁起来,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古时候的刑罚目的是让犯人知错,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法定刑期较短,给予犯人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知道犯错以后的严重后果,以后就不会再犯。

最后,古时候的徒刑,不仅仅是把人关在监狱里,还有强制性的高强度劳役,相当于现在的有期徒刑再加上劳动改造,刑期过长的话,很多体质较弱的犯人很容易累死狱中,这也是刑期较短的客观因素。

实际上的刑期更短

那就奇怪了,虽然法定刑期较今天的水平大大缩短,那也是最高不超过三年啊?为什么说是很少有超过两年的呢?

这个就与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奇特的司法现象有关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是一种法律上的赦免制度,具体实施起来,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词,叫大赦天下。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掌握子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常以施恩为名赦免犯人。如在皇帝登基、皇帝驾崩、更换年号、皇帝生儿子、立皇后、立太子、皇帝打了大胜仗等情况下,常颁布赦令。天下大乱或者自然灾害,也会大赦,因为自然灾害的时候,民不聊生,犯罪现象就会增多,所以皇帝就大赦天下。也有一些情况正好倒过来,大丰收,经济形势很好,然后皇帝一高兴,也宣布大赦,来缓解阶级矛盾。

具体实施起来,即效力及于全国的赦宥。对于一定时限内的犯罪,不问已否发觉,已否结正,都予以赦免。已经赦免的犯罪,不许他人再向官府控告。谁以赦免的犯罪事告发别人,就以所告的罪惩罚原告。赦前犯罪已执行的,不认为有前科。

这种大赦天下,除了一些特殊的犯罪不能赦免以外,其他的罪名一律在大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皇帝一大赦天下,全天下大多数犯罪分子的罪名就都赦免了,正在行刑的就此完事,正在坐牢的回家庆贺一下。

大赦之外还有特赦

大赦之中,也有许多门道。

有一种大赦,叫郊赦,即皇帝到南北郊祭祀天地后颁行的大赦。汉文帝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

这是比较早的记载。自晋以后,一般都在南郊祭天时行大赦,郊祀年年举行,并不是每次都行赦。到宋代,郊赦成了定制,皇帝每三年一次亲祀南郊,同时颁行大赦。

还有一种叫恩常赦,也就是指恩赦和常赦。

恩赦是遇到非常庆典进行的赦免。一般除谋反大逆、谋杀故杀、十恶等真犯死罪以及军务获罪、隐匿逃人、侵贪入已不赦外,其余一概赦免。

常赦是指寻常的或按常例进行的赦免。一般限制较严,凡刑律中「常赦所不原」条开列的罪名,除非诏旨临时有特别规定外,都不赦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赦免制度,叫特赦,古时又叫曲赦,即局部地区的赦宥,亦称「赦」或「特赦」。

曲赦的名称,最初见于西晋泰始五年的「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关于宋代赦宥制度的记载:赦免只限于京城、两京、两路、一路、数州、一州的,称曲赦。

而颁布赦令的诏令,被称为赦书,五代、唐、宋亦称「德音」。唐、宋时,赦书须在举行赦典的公开仪式上宣读,然后由宰臣交刑部颁发各地方,广为宣布。

赦书有一定的体式,须写明赦宥的原因、期限、赦罪的范围等内容。《唐律疏议.名例》载,发出赦书当天黎明以前的犯罪一律赦免。

《旧唐书.刑法志》载,行赦那天,宫城门外右边设置金鸡和鼓,将罪犯集中到门前,击鼓一千下,宣读赦书,然后将他们释放。该赦书用绢写好,颁布到各州。

有这么多赦免的门道,犯人们想坐长久一点的牢狱都比较困难,更别谈高出两年以上的徒刑了。

到了元代,大赦的频率就有所下降,大概就是平均两三年来一次,还是比较频繁的。到了明朝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平均五年多才来一次大赦,然后到了清朝,大赦就越来越少,平均十四年多才会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采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

人治干涉法治,人命大于法令

对于中国古代的赦免制度,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曾谈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大赦,对之批判了一通。

他说,中国皇帝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性,因为皇帝也是最高法官,你判了他刑,你怎么又去赦免他,他觉得这个不正常,因为在欧洲判刑是法官判的,然后国王作为最后的公正主持者,来赦免罪犯。

的确,皇帝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却总是在亲手破坏自己所指定的法律,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说到底,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律更多是一种摆设,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刑罚成为统治者施恩的手段,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

近代各国也有大赦,但与中国古代的大赦已大为不同,不是出于恩典,而是国家的刑事政策。大赦的适用范围最广,凡在某一时期内犯一定之罪的,都可适用,而不以特定的人为限。大赦的赦免效力也最大,它不仅免除刑的执行,而且使罪、刑从根本上消灭,凡受大赦赦免的,不存在前科。由于大赦是国家的一项重大行动,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命令方式宣告,而不由司法机关决定。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古代法治状况的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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