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排行 分类 完本 书单 专题 用户中心 创作专区
听风阁 > 历史 > 中国历史通论 > 【注释】

中国历史通论 【注释】

勘校:盘古书柜 分类:历史 更新时间:2020-04-13 20:20:43 来源:本站原创

【注释】

[1]生平纪事请详参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版。“三通”之中,吕先生最推崇马端临348卷《文献通考》。中国通史合“理乱兴亡”(政治史)与“典章经制”(文化史)两大板块的想法,就是受马氏的启发。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二节。对《吕著中国通史》的评点如下:“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上海世纪集团“世纪文库”本,第85页,2006年版。

[3]先生自谓《史记》、《汉书》、《三国志》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是两遍而已。但这是1941年时说的话。见《吕思勉遗文集》第33页,《我学习历史的经过》。黄永年教授的回忆:“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史》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是七遍,当年不便当面问吕先生,不知翼仁同志是否清楚。但我曾试算过一笔账:写断代史时看一遍,之前朱笔校读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读事先只看一遍恐怕还不可能,则至少应有四遍或四遍以上。这种硬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回忆录收入《学林漫录》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4]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吕先生编著的大学与中小学中国通史教材,按时间顺序先后有:《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授书》(六册,与庄启传合著,中华书局,1916—1917年出版)、《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历史讲义》(1920年,未刊)、《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上海商务书店,1923年出版)、《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上海商务书店,1924年出版)、《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本国史》(上海商务书店,1924年出版)、《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二册,上海商务书店,1934年出版)、《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上海商务书店,1935年出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四册,上海中学生书店,1935年出版)、《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出版)、《吕著中国通史(下册)》(上海开明书店,1944年出版)、《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上海中学生书店,1946年出版)等,另有许多提纲、教学参考与演讲、问答等通史教学样式。四部断代史实是先生另创的“史钞”样式大通史的一大半。此处六部计其代表作。

[5]对吕先生在中学历史教材方面的成就,笔者另有《吕著中国历史教材研究刍议》,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1期。

[6]钱穆先生回忆:“(1945年后)诚之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周所架之长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92页。

[7]现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汇编前后两辑总成《吕思勉读史札记》,恢复了过去许多删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见于《后汉书•应劭传》,又载于《太平御览》卷51引《阙子》。

[9]先生自谓:“予年十三,始读(梁)先生所编之《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笔者按)。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作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牗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0页。对康、梁、严、章、蔡,先生均撰有纪念文章,参《吕思勉遗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406页。

[10]《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34—452页。

[11]《史记》卷8《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12]《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39—440页。

[13]《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48—449页。上述原文,有些地方因多带文言语气,笔者不揣陋拙,试译作语体文。但关键处,不敢径改。

[14]参拙著《史家与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0页。

[16]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道路》(1941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69页。

[1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库”本,第13页。

[18]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19]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经验,就是借编写历史教科书刷清一代人的思想,故明治时期编教科书风气极盛。后来,内藤湖南倡“唐宋变革论”和新东洋史,也是通过其与弟子合编中等学校教科书《新制东洋史》广为传布。梁启超受到日本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20]有关情况我在《萧一山与清代通史》、《中国通史编著百年回顾》两文里有过简略的介绍,不赘。《战国载记》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专集之四十七收有《地理与年代》,专集之四十八收有《志语言文字》,专集之四十九收有《志三代宗教礼学》,后附两份通史目录,详拙文后议。《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则被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六,全文八章,最见先生通史编撰新意。

[21]“专门史”与“普通史”相对待的说法,自西方史学引进,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所习用,我们在梁启超与吕思勉著作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区别法。普通史,一译“普遍史”,就是今天所说的通史。断代史,严格意义上是不能称“普通史”的。梁启超原希望萧一山在完成清代史后,续写全部通史,却未能遂愿,参拙著《史家与史学》有关章节。

[22]已出版的有《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二册,1948年)、《隋唐五代史》(二册,1959年)。先生晚年体衰多病,余下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摘录,惜未能完稿,是为史学界一大遗憾。此一样式,在《中国史籍读法》中先生有说明:“现在史学界最需要的,实为用一新眼光所作的史钞”,搜选材料,仍依原文,己见则别著之。《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

[23]朱希祖:《清代通史叙》,见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新版萧一山《清代通史》前列原序。

[24]吕思勉:《拟中国通史教学大纲》(1952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537页。

[25]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大路》(1941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69—474页。

[26]吕先生在1939年写有《史学杂论》一文,内云:“苟讲学问,原书必不可不读。”文内记述自身体验,称:小时读康南海《桂学答问》,尝见其劝人读正史,卷帙实亦无多,不过数年,可以竣事,倘能毕此,则所见者广,海涵地负,何所不能乎?当时读书之精神为之一壮。及近年,复见章太炎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之讲话(二十二年五月)。谓正史大概每可读一卷。史乘之精要者不过三四千卷,三年之间,可以竣事。其言与南海如出一辙。上述章氏引文,见录于《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02页。

[27]参拙著《史家与史学》“范文澜:追求神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第22—25页。

[28]先生自谓6岁从塾师读《四书》,先生竟让还是幼童的学生开始读《通鉴辑览》、《水道提纲》和《读史方舆纪要》,着实令人惊讶。8岁时,母亲为其爱子讲解《纲鉴正史约编》,10岁后又从另一位塾师读《纲鉴易知录》,将《易知录》从头至尾点读一遍。其后,父亲让先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令先生泛读《日知录》、《廿二史劄记》和《清经世文编》。从此顾炎武、赵翼,后来加龚自珍,为先生最早私淑的史学三先生。16岁后立志治史,开始独立并系统阅读正续《通鉴》、《二十四史》与“三通”。详《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29]文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07—411页。

[30]请参阅路新生:《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转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1]1923年,吕先生《白话本国史》出版,同年写有长文与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商榷,刊于《东方杂志》(今收入《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3页。此为先生早年第二篇正式发表的史学论文。文末云:“倘梁先生不弃而辱教之,则幸甚矣。”未见梁先生有回应,故有“不识”之语。

[32]梁先生的两份目录,到林志钧编辑出版《饮冰室合集》后,方始为外界读到。是书由林氏于1932年编就,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出版。吕先生对社会史的考虑,始于1920年,目录成于1929年。先生是否看过这两份目录,从现有见到的文字里找不到确证,有理由认为,属于心通暗合。

[33]参《吕思勉遗文集》上册,《中国文化史六讲》第95—146页,及《中国阶级制度小史》第273—314页。前者当时未刊,后者1929年由上海中山书局初版。

[34]梁启超:《新史学》,见前注。

[35]吕思勉:《论基本国文》,《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79页。

[36]柳诒徵对梁氏的批评见《国史要义•史德第五》。柳先生对梁氏视《二十四史》为帝王家谱、断烂朝报、相斫书等等议论耿耿于怀,非关个人恩怨,有关情况参拙著《史家与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1—108页。

[37]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1930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392页。

[38]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见前注。

[39]吕思勉先生自述:早年无意于科场功名。稍后目睹戊戌变法以来,苞苴盛而政事益坏,朋党成而是非益淆。辛亥革命起,予往来苏常宁沪者半年,此时为予入政界与否之关键。如欲人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予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予甚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详《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与《吕思勉遗文集•自述》。

[40]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白话本国史》“序例”。

[41]《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927年第四版。此书今尚未重印。

[42]此教材系前教材由文言改白话,篇幅亦由12万字扩充至40万字,商务印书馆1934年分上下册出版。今重印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推出,改名为吕著《中国史》。其实仍称“高中本国史”,有什么不好?

[43]吕思勉:《蔡孑民论》(1930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02—403页。其实早在1920年撰写的《白话本国史》“序例”里,已有委婉的批评:随意摘取几条事实,甚且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现加上凭虚臆度之词,硬说是社会进化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上海古籍2005年版。

[44]本书作于抗战后,1945年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故流传不广,至1981年始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史学四种》。抗战前,先生在光华大学有《史籍与史学》讲义,观其文意,前后相通。该讲义虽两次被收入,均不全,且有删节。至华东师大2002年版《吕著史学与史籍》始完璧归赵。

[45]吕思勉:《论基本国文》(1937—1938年):“古人有言,要摇动一棵树,枝枝而摇之则劳而不遍,抱其干而摇之,则各枝一时俱动了。一种学问,必有其基本部分,从此入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78页。

[46]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著史学与史籍》,第12—13页。

[47]《白话本国史》,原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从1920年底确定序例,至1922年完成。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白话中国通史,初版后一再重印,影响广泛。初版后作过几次局部修订。现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再版,以初版本为底版,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其女吕翼仁的校记,为最完善的本子。1949年后,历50余年始能重新排版面世,感慨系之。

[48]据笔者阅读所得,较早使用“社会史”名词的是1902年8月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史学通论》,邓氏称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这里的“社会史”是与“贵族史”相对,亦即有“民众史”的意思。通史著作采用社会进化阶段说的,早者推1904年6月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夏氏云:“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又由游牧社会以进入耕稼社会。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这实际上也只是文明史——文化形态观的一种表达,尚未自觉地借助社会学方法把通史引向社会史的开拓。同年12月出版的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国学保存会版)也关似于此。这些资料都说明吕先生采纳社会学运用于通史编写,有时代的背景,有前辈的影响,非纯粹代表个人,而是晚清以来新旧史学蜕变过程中早晚要走出的一大步。

[49]文载《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11—413页。梁氏《社会组织篇》,共八章,与《中国文化史》原拟目录不尽相同,亦见梁先生对通史的结构安排一直游移不定。出处参前注。

[50]先生的著作文章不喜借别人自重,征引他人书籍或言论者极少,文内偶有“斯宾塞有言”之类,言简意赅。具体看过哪些西人的书,不易寻得证据。此处据张耕华为上海古籍版《中国史》(后一种高中教本)写的“导读”。耕华教授从李永圻整理先生论著多年,熟悉先生家中藏书情况,当有所据。其他书名省略,可参阅张文。

[51]吕先生对唯物史观的接触较早,也很敏感。见到的文字为1920年在沈阳时所写的《沈游通信》,源自先生读《太平洋杂志》的介绍文章,载《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87—88页。后者参先生《自述》,载《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40页。

[52]陈协恭:《先秦学术概论序》(1933年),载《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63页。

[53]《吕著中国通史》“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6页。

[54]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见《吕著史学与史籍》,第75—77、97页。

[55]初由上海中山书局于1929年初版发行。1936年4月上海龙虎书局增订第三版,改书名为《史学丛书》。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易名为《中国制度史》,然《中国阶级制度小史》被省删。《中国阶级制度小史》后收入《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273—314页。据张耕华教授告知: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推出这部重印书,不仅恢复吕先生自己的命名《中国社会史》,原删去的部分:《阶级》一章,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诸章中近代以后的叙述,以及各专题内的一些分析、评论的段落,总计10多万字,全部恢复。

[56]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吕著史学与史籍》,第97页。

[57]吕思勉:《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79—480页。

[58]吕先生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见解,有专题研讨的价值,容后再论。有关情况,可参见张耕华为上海古籍版《中国史》所写的“导读”,对先生的分期法有具体的介绍。

[59]严先生的中国中古政治制度研究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严著既有精密的考证,又有宽阔的视野,对重新认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复杂性有突破性的贡献。严先生为钱穆门生,钱氏又为吕先生的学生。笔者以为,严先生制度史的眼光更近吕先生,故对吕先生有“四大史家”之誉评。见《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0]前引参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原为先生在光华大学讲授之讲义,生前未刊,时间在抗战之前。《遗文集》收录不全,请见《吕著史学与史籍》,第66—67页;后引参《中国文化论断续说》,《吕思勉遗文集》,第335—336页。因先生叙述甚长,此处由笔者精简而述之,自信大致不违原义。

[61]以上简述综合《本国史提纲》(1944年)、《中国文化论断续说》(1946年)、《中国通史的分期》(1952年),请分参《吕思勉遗文集》第330—331、558—585、633—663页。先生对商业资本的看法也有许多独异之处,如认为资本主义可以破坏“封建”势力,但它们也容易相互勾结,故亦应“节制资本”。容另文讨论。

[62]以上据《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与《吕著中国通史》有关章节综合而成。

[63]以上议论,系综合《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与《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1935年光华大学讲义)。后者载《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69页。

[64]引文出《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357页。

[65]需要提到的有1931年商务出版的《宋代文学》、1934年商务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前者收于《论学集林》,后者今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学术丛书》。1933年出版的《先秦学术概论》,与多侧重哲学不同,此著独注重社会政治方面,颇具特色。1937年,针对光华大学设立的“基本国文”一科,特撰《论基本国文》长文,对今日大学国文教学亦有启发。原文收入《吕思勉遗文集》,第678—696页。

[66]光华大学创始人、校长为张寿镛。公子张芝联教授作有《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追忆母校光华大学》,记述办校经过,以及本人就学、任职时代的掌故颇详,载《万象》2000年第6期,读者可参考。

[67]文见《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422页。

[68]黄永年:《我的老师吕思勉》(1998年10月),载《学林漫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

[69]《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12页。

[70]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录,第251页。

[71]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遗文集》,第385—401页。

[72]吕思勉:《读书的方法》,原刊1946年6月3日《正言报》。

[73]详情与具体成果请参见李根蟠、王小嘉:《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古今农业》2003年第3期。这是笔者见到最有质量的百年农史综述专文。此处笔者所选择事例,专用以围绕本文题意展开议论,千百挑一二,主观片面或所难免。如举例失当、议论有偏,则请方家指正。以下各节,均有类同情况,不及一一注明时,将酌情推荐笔者认同的综述文章以供参考,特此申明。

[74]详参叶茂等:《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综述覆盖面极宽,资料翔实,按论点逻辑编排。如能兼采学术史的时序写法,显示变化与进展过程,就更理想了。

[75]董恺忱在《农业考古》撰文的同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1)中国是世界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2)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3)中国是历史上有着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4)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中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仅有的几个国家之一。(5)中国传统农业曾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文末指出,我们有必要“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的合理内容,比较中外农业的特点和差异,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借鉴和参考……(这样的研究)会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更好地去探索中国农业的未来和出路”。见《世界农业》1983年第3期。

[76]“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的《记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叶茂),2005年1月28日。清史纂修工程“中华文史网”也有转载。

[77]古代农书经长期搜寻探索,估计有五百种以上,明清现存的约有390种。详参董恺忱、范楚玉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导言”,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8]万国鼎:《古农书概论》,原作于1928年5月1日,载《万国鼎文集》第三篇,第328—330页。先生事迹与成就请详参本书附录王思明、陈少华纪念文。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5年版。

[79]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1期;刘瑞龙;《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人民日报》1983年5月13日。

[80]党国英:《中国:能突破农业制约吗?》,1997年11月发表于《中国国情国力》,《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全文转载。笔者读后觉得这位出名的专家不知所云,例如说:“如果继续扩大粮食生产规模,更多的劣等地将投入耕种,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将日趋明显,粮食成本将进一步增加,国内粮食价格将持续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说到底,他根本不希望中国人用田种粮,因此与他谈历史是没有意思的(然而文内竟大谈中国历史上农业的什么三次大挑战,还提到孙达人。达人看到会气死)。我怀疑他是在为大规模批转出卖农民田地做“敲边模子”,就像许多房地产专家高喊房价只能涨、不可降一样。

[81]游修龄:《怀念万国鼎先生》,载于上书《万国鼎文集》附录部分,写于2005年7月7日杭州。

[82]李根蟠、王小嘉:《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古今农业》2003年第3期。

[83]1983年,孙达人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农民史研究》一文。话题是十分尖锐的:“现在,中国什么人的历史都有人写,以至于有了不同版本的流氓史、太监史、妓女史,帝王将相更从来就是被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主体而研究,唯独缺少农民史。”可能是年岁与健康的原因,孙先生在出版了概论性的《中国农民变迁论》后,也未见有后续的专著问世。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于1997年举办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学术讲座,虽因人设讲,断代有缺,但已经是难得见的通贯讲述。讲稿后以同名由冯尔康、常建华汇辑,1998年在台北出版,因此流传不广。

[84]冯尔康:《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参见第487页注。

[85]详参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先生对自耕农与佃农经济所作的比较分析,周详细密,运用了多种经济分析手段,是最早对佃农经济作开拓性分析的力作,对后起学者有重要启发。张五常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租佃经济,对史学界也有间接的影响,但多数不认为适合于史学的实证研究。

[86]另外的事例在山东。罗仑、景苏对山东农村进行了有关的实证研究,于1959年出版了名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的专著,在海内外都产生较大影响。他们的研究说明使用雇工的较大规模经营式地主在农业投入、劳动力利用、生产组织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实现较高的亩产量,体现了相对进步性。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使其直接经营规模被限制在100亩到500亩之间,过此限度后“从剥削者的观点出发,衡量其利害”,地主就会转而采用租佃制。

[87]经君健较早的代表性论文为《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方行较早的代表性论文为《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的再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8]张研的综述是以清史为例,也涉及前后比较。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

[89]全面情况请详参叶坦:《吴承明教授的经济史研究》,原载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号。

[90]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91]于建嵘:《要重新认识农民和解放农民》,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11期。徐勇、邓大才:《“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92]相关介绍和评论可参阅刘世定:《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93]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连续发表于《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1999年第3、4期。

[94]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与回顾思考》,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95]徐勇:《乡村社会变迁与权威、秩序的建构》,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4期。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对中国由古及今长时段(实际是自秦以来)的村庄特性作了俯瞰式的概括,认为它经历了分、统、分、合四个阶段,直至当下。第二阶段,以1949年为界标。笔者认为,这种通感虽然粗了一点,但韵味还是很浓的。微观研究在分寸感的把握上时有偏颇,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历史通感。

[96]这方面的材料很多,笔者在这里推荐张思的《从近世到近代:华北社会结合的变质》。原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作者选择的个案是河北顺义县的沙井村。此文在事实叙述与理论诠释的结合上用功夫,问题意识鲜明,发挥得也很有张力。

[97]详细情况可参阅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98]详细的综述请参阅高寿仙:《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以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嬗变为中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99]有关学术信息可参阅《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周晓虹等:《2003:中国社会学学术前沿报告》,载该刊2004年第2期。

[100]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出版的“观察丛书”第九种,1948年。

[101]申恒胜:《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2期。

[102]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03]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欧树军:《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洪范评论》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4]张静:《关于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与时代》,2001年9月号。

[105]天启皇帝热衷木工技艺,水平一流,然不问朝政,魏忠贤等由此得逞,肆虐天下。明政权之崩坏,天启七年间已然成形,死后17年明才灭亡,说明事有不可预料者。详参《先拨志始》、《三朝野记》、《三案始末》诸书,不赘。

[106]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7]史惇:《恸余杂记》,载赵士锦《甲申纪事》本内,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8]文秉:《烈皇小识》(“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版。以下凡出于该丛书者,不另注。

[109]刘尚友:《定思小记》,郑振铎“明季史料丛书”第八种,1944年圣泽园刻本。据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一文称,前者为“疙瘩瘟”,是一种腺鼠疫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后者则为肺鼠疫。载《光明观察》2004年1月27日。

[110]以上叙事据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钱《甲申传信录》、文秉《烈皇小识》等书记载综合,并参考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甲申核真略》,据前引郑振铎“明季史料丛书”所收圣泽园印本。

[111]详陈济生《再生纪略》、聋道人《遇变纪略》(又名《燕都志变》)与《甲申核真略》、《甲申传信录》诸书。《再生纪略》据嘉庆白鹿山房刊本“丛刻三种”。《遇变纪略》据《荆驼逸史》本。《燕都志变》附于郑廉《豫变纪略》后,载“三怡堂丛书”,并指作者为徐应芬。

[112]据赵士锦《甲申纪事》。有说90余人,甚至更多,日期也不一致。此据赵说,似较确。

[113]据《定思小记》、《再生纪略》、《甲申核真略》、《甲申传信录》等书,略加考订斟酌。

[114]据《定思小记》、《甲申纪事》、《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参考徐鼒《小腆纪年附考》。

[115]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243页。

[116]陈济生:《再生纪略》。

[117]万历年间,临川汤显祖先生早发此感慨。他在给王肯堂的信里直抒胸臆,曰:“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响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影响而伺之,以自得意……大势真之得意处少,假之得意时多。”《汤显祖诗文集》卷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6页。

[118]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及注14。

[119]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任道斌点校)卷7《摄政王与史可法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08页。

[120]《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九《圣治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六、卷218。

[121]据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清史稿•范文程传》,并参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

[122]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379、397页。

[123]倪元璐于崇祯末接任户部尚书,有《并饷裁饷疏》,详列全国三饷各地区(收)与兵饷各军镇(支)分项数,是至今最为详尽可靠的三饷与兵饷数据。总计三饷总收入20 101 533两,兵饷总支出21 221 487两,仍有赤字。再加原正常年财政收入约1000余万两,总数当在3000万两以上。参《倪文贞集•奏议》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五。

[124]文秉:《烈皇小识》卷三,前为曹暹,后为史。

[125]杨士聪文内又云:户部银数,外解银不及40万两,捐助20万两。若此,户部历年积存已为战争掏空,上年度的财政应收款约3000余万两,解京只及零头。但刘尚友《定思小记》则说海内应解“京银两”岁2000万两(其余则解往规定地区),到户部仅200万两,似较合情理。

[126]事详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谓“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并参夏允彝《幸存录》、陆世仪《复社纪略》两书。

[127]佚名:《明亡述略》,文内曰:“呜呼!天之厌明久矣,其兴可复望哉?使得贤主建国,君臣同心,无蹈前代之辙,江以南犹不能长保,况承以淫昏之人,欲苟延其祚得乎?”这是连南明之事都说透了。文附于《崇祯长编》本后,“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版。

[128]《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气象科学技术集刊(气象与旱涝)》,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29]郑廉:《豫变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30]宋应星:《野议》,载《宋应星佚著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31]这一灾变在江南也有明显的反映。笔者据《杨园先生全集》、《阅世编》、《历年记》、《补农书》,参《松江府志》、《嘉兴府志》以及《启祯闻见录》、《李煦奏折》等资料,作过年表汇总,证明周期变化也与文内所列时间范围对应。将另文叙述。

[132]魏斐德:《洪业》“导言”,第8页。

增订本后记

《中国历史通论》编写10年,出版至今又是10年,20年时光硬生生地把自己从“知天命”拽进了“古稀之年”,感受起人生暮色的风景。

感谢三联书店潘振平仁兄,早早就允诺由他们来出增订本。当初本不期望有再版的机会,作为意外之喜,我静心等待旧合同到期有2年时间。周武热心此事,一再电催,现在电子版文本也是经由他最后格式化整理而成的。旧作一律保持原状,不事修饰。感谢侯鹏、赵思渊、黄阿明,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帮我重校一遍,发现了不少文字误植,均予改正。增订本新加入的“续编”,收进了初版后10年写的一些相关文章,一鳞半爪,大体沿袭原来的风格,仍然是“讲义”性质,亦即是我所理解的“中国通史”,都是个人思考性的心迹,等待大家的批评。

一年来,在医院里陪伺老伴,天天“上班”,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老来伴”。老伴把事业的关怀全放在小学生身上,为家务劳苦了一辈子,直到双目失明,重病住院,才算安静下来享点“清福”。当年出这本书,我表示想写个“后记”,感谢她对我的支持。她反对得非常强硬,我知道这是老伴的个性,放弃了。

借此机会,我要诚挚地感激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华山医院分院)内分泌科医生高超的医术,是黄仲义教授、赵秀娥主任、李玫玫医生等,齐心协力,两度把老伴从病危线上拯救回来,涉险过关。老伴因局部脑梗,许多事情记忆不清楚,梦中却常常回到自己热爱的课堂上,心里丢不下学生。有一回夜里急着叫醒保姆,说是“公交车方向乘反了,快帮我到学校请假”。清晨,廖护士长带领一群“小姑娘”例查病房,每每进门就玩笑似的齐声叫“向老师好”,病中的老伴真以为是自己教过的一群学生来看望她,笑得合不拢嘴。

在老伴病情危急的几个月里,有时整夜难得安眠。风雨飘零,柳丝摇落,情何以堪?值得欣慰的是,大学的人文教育还是挣脱了浊欲污流的干扰,培育出诸多爱心和诚意。从教50年,我的一大群学生,其中有的也快60岁了,他们对师母的关心胜似亲子女,远远超出了我期望的范围。顺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郑重地把这本书献给病中的妻子,为全家劳苦了45年的老伴。

王家范写于丽娃河畔

2011年5月

目录
设置
设置
阅读主题
字体风格
雅黑 宋体 楷书 卡通
字体风格
适中 偏大 超大
保存设置
恢复默认
手机
手机阅读
扫码获取链接,使用浏览器打开
书架同步,随时随地,手机阅读
收藏
换源
听书
听书
发声
男声 女生 逍遥 软萌
语速
适中 超快
音量
适中
开始播放
推荐
反馈
章节报错
当前章节
报错内容
提交
加入收藏 < 上一章 章节列表 下一章 > 错误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