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排行 分类 完本 书单 专题 用户中心 创作专区
听风阁 > 历史 > 中国历史通论 > 五、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中国历史通论 五、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勘校:盘古书柜 分类:历史 更新时间:2020-04-13 20:19:40 来源:本站原创

五、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子民”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前后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新名词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这样的“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

360年,6个甲子过去了,往事如烟。所幸保存下来的明清易代记载算是多的,仅在京亲历的回忆录就有十来部,扩大到相关人士著述也不下三四十部(不包括南明部分)。20年前,我搜集并阅读过这些“记忆”资料,也做过研究。这次重读,说实话,仍是一头雾水——历史永远是混沌不清的:这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为甲申再祭,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题目。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哲理性的探讨吗?不,我能做的,就是作些历史性的叙述。老祖宗叫做“述而不作”,西方流行的新名词称“后现代”。后现代史学推崇“叙述法”(而非过去流行的诠释法),认为故事说完了,“叙述者也就死了”,余下都是读者自己的事。

历史学家比过去谦逊多了,不好意思再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标榜自己职业的绝对神圣——想借助陈旧的历史构筑未来的蓝图,实在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新的说法,历史学实际上只是一门重新处理“记忆历史”的人文学科。历史既已经远逝,不可能被原模原样地得到整体“克隆”——留下的都是些记忆碎片,有的是落花缤纷,满地枯叶,不知如何收拾是好;有的则是荒芜零落,依稀见到的只是模糊的历史背影。但是,以“记忆历史”为名,拂去历史学神圣的光彩,绝不意味着历史思考的艰难性和智力考验的程度降低了。这些陈年往事,无一不是我们先辈煎熬过的人性历练、社会写照,也不断地在考问后代子孙的智力水平:你们怎么认识,是比我们聪明,还是依然故我,没有进步?

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北京城的老百姓,虽说向来见多识广,处变不惊,但怎么也想不到,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历史的造化要让他们经历接二连三的大事变,体味什么叫做惊恐万状和不知所措。

崇祯皇帝登基已经有17个年头。18岁时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05]即位伊始,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两把火。一把火,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第二把火,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然而,没有多久,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令他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106]崇祯帝辩解说:“联所诛者是贪欺二字。”[107]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于无奈。他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108]当几度整肃无效,失去耐心之后,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

最令他头大的,则是起自陕北的农民起义军。崇祯执政17年,农民军跟着他17年,犹如幽灵附身,是专来催命、索命的。应对当政者的剿抚互用,农民军东奔西突,转战秦、晋、冀、豫、鄂、徽、鲁、川、甘九省,死去活来。崇祯九、十年间,农民军经卢象昇、洪承畴等人的合剿,几临灭顶之灾,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卢、洪先后抽调到抗清前线,一死一降,无意中帮了农民军。躲过大劫大难之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离开隐伏多时的陕南山区,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气势极盛(唯有三攻开封无功而返,以黄河决堤、水淹全城为结局,北宋东京的繁华陈迹荡然无存)。崇祯十六年冬,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明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灭,时势已经为李自成敞开了一条通向北京的胜利大道。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并亲率10余万大军渡河东征。

因此,甲申新年刚刚撩开它的面纱时,中国的政局实在是迷雾重重,有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着,前景深不可测。除正统的大明政权、西北的大顺政权外,还有一个从辽东崛起、由“金”改名为“清”的东北政权。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族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的。到其子太宗皇太极手里,父子两代经营50多年,屡败明军,边境不断东展西扩,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崇祯九年(1636年)正式改国名为“大清”。到甲申,年轻的新政权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它的“青春躁动期”。

大约是从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攻陷昌平、火烧十三陵的消息传来,京城的紧张气氛开始扩散弥漫。但九门紧锁的北京城,在冷兵器时代,固若金汤,从来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都望洋兴叹,转一个圈便开溜,百姓因此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不祥的预感也是有的。上年夏秋之交,京城里遭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赘肉,数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呕血病流行,不时听到出丧的号哭,撕心裂肺,再加北来风沙暴袭击,“飞沙走石,或二三日一见,或一日再三见”,上上下下都高兴不起来。[109]

事也蹊跷,北京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几乎兵不血刃就城门洞开。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义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义军在北面的德胜门、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三处摆出攻城态势,炮声震天。十八日,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由软梯入城,代表李自成与明秘密谈判,要崇祯帝逊位,未获成功。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此后内城各门齐开;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各各在门前摆设“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上,闭门不出。不到半天的时间,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宫中遍搜崇祯帝不得,全城严查。二十二日,确知崇祯皇帝已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公园内,死时虚龄36岁)。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有和尚为他诵经。二十七日,大殓毕,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110]

大顺军占领京城,前后42天,几度宣布要举行登基仪式,却一再推迟,百姓惶惑不解。进城初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转折发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连累店铺商家罢市,恐怖气氛逐渐浓重,人心开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贴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谣言四起,甚有说观音托梦“明当中兴”,估计都是吴三桂一类人放风,借此动摇大顺军心。[111]吴三桂南下投顺途中,获知吴家被抄,反叛回山海关。义军高层四月初已经获悉,经过一段踌躇后,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112]。十三日,李自成亲率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前。二十六日,义军从山海关败归,仅余三四万人,城里军纪开始严重失控。二十九日,在举行登基仪式的烟幕下,大顺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113]

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多尔衮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义军。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辫、人高马大的满人(即多尔衮)。不等众官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抢白一顿:“此未是皇帝,吾国皇帝(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史称顺治帝,虚龄7岁即位)自去岁已登基矣,何劝进之有?”[114]

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事前、更多的是事后,有许多人都在检讨和思考这段历史。检讨细致到了应该任用什么人、处置什么人、这个战役该怎么打、那个战役打得如何不对头,以及执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呕心沥血,虽不无“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

先说崇祯皇宫里的一帮人。20年前,一位好友特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给我寄来一份复印件,内容是由杭州人韩顺卿在苏州的故纸堆中发现的,题名为《天翻地覆日记》的手抄本。从文字表达判断应出自内宫宦官之手,也有学者怀疑它就是久已失传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万岁谕娘娘云:“贼陷昌平,悔不从汝言,早令太子南迁。”入夜,贼犯平则等门,竟夜未睡。

十七日早朝,怒书御案曰:“文武个个可杀!”(原话如此,皇帝的批文常常是白话,清君有时还狗屁不通,明朝没有发现)(此一情节在《烈皇小识》等书中均有记载,《小腆纪年附考》亦采入)

……(罢朝后)大门楼接进伪诏一封,召太子、永王、定王入宫,谕“汝等”二字,即哽咽不成语,抚其手。

谕娘娘云:“廷臣惟争义气,全忘忠义。十七年辛苦,仍为若辈所误。朕惟一死报祖宗,但苦百姓耳。”

娘娘云:“毛文龙不诛,袁崇焕不杀,卢象昇、洪承畴不必勤王,贼犹可灭。天运人事,一至于此。”

万岁又云:“除却数人,竟无人可图大事耶?”

娘娘云:“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于位。后来已补救不及。或者永乐爷杀戮忠臣太过耶?”

撇开《甲申日记》的真伪不论,“娘娘”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明方的检讨异口同声地都这样说:当年袁崇焕不杀“皮岛”上的毛文龙,辽东一帮骄兵悍将就不会叛明而降清,明就会有从背后牵制清人不敢贸然南下的武装力量,骄悍的军阀们也无缘替清军灭明充当“马前卒”;不是误中皇太极“蒋干盗书”式的离间计,杀了袁崇焕,辽东的失守以至后来吴三桂的出卖山海关,都可能避免;更要紧的,如果不是把剿杀义军最为得力的卢象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改剿为抚,而是趁热打铁,崇祯十三、十四年左右,说不定农民军的事情也就侥幸解决了。此后,回头全力对付辽东,何至于有“清兵入关”这局悲剧呢?

搁下明君臣各种“假设”不论,再说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关农民军的“记忆史”,都是别人给他们写的。那么多的甲申实录,都把他们写成“祸水西来”,所幸还注重描述,北京42天里农民军的行动细节,无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读这些相关资料,头脑里曾闪过一念:但看义军东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后,明朝大批官僚、将帅望风而降,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琐,寡廉鲜耻,大明王朝人气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据《明季北略》等书作了统计,在京自杀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顺的高级官员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贯相等,年龄与资历偏低者占大多数。[115]需要补充说明的,魏没有统计在此前后投降的武官和太监,文官投顺名单中也有一些是受党争之害被诬陷的(南明清查“从逆”,是党争的延续)。有一件事更带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击者看到,大约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前科举人,不知北京已经易手给清人,仍乘船由运河北上,“大为招摇”,到处声称他是去赶“大顺朝”的官员招考的。[116]这一切似乎预示事变也有另一种可能:不是辽东的清兵在中间横插一杠,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稳皇帝宝座的。果真如此,“二十五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顺史”了。

李自成终究没有做成皇帝。说大顺军因为骄傲而失败,今天看来是皮相之见。我倒觉得,李自成一帮人身上“朴素的阶级情感”未能及时褪去,这对想做稳皇帝是致命的。在立足未稳之前,就忙于对京城勋戚与官僚实行大规模的“拷掠”抄家,固然也可以认为出于建立“财政基础”的考量,但给人的感觉,总更像穷汉子积久的情绪发泄和劫夺“富有者”急哼哼、时不我待的肤浅心态。他们不够“狡猾”——不能透彻地意识到这是改朝换代、生死攸关的一局大棋,完胜需要大智慧、大手段。为着彻底制胜对方,有些棋子要先走,有些要后走,有时更要舍得拼“炮”弃“卒”,以迷惑对手。譬如对吴三桂,既然知道他军队所处战略地位事关紧要,派人招降他,却又在北京抄他的老家、夺他心爱的陈圆圆,这与刘邦在“楚汉战争”紧急关头,对韩信、彭越的隐忍妥协相比,就知道李自成他们太没有“文化”,吃了不读历史的亏。还有,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样一早就下决心“转世投胎”,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若即若离,缺乏表示诚意的策略手段。但我也想为李自成叫一声屈。李自成实在没有朱元璋幸运,他遇到的时代,活跃在功名场上的知识分子,多数心态浮躁,专长内耗,沽名钓誉,不务实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点了明亡的一个死穴:明中期开始产生了一种叫做“道德灾变”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很喜欢唱高调,也热衷抱小圈子,动辄以“异端”、“伪学”整人,结果假人走红,真人受气[117],连李卓吾这样的书呆子也不放过。李自成身边,投顺者甚多,但既没有李善长那样干练的行政高才,也没有刘伯温那样胸富韬略、世不再出的智囊(李岩是个虚构的人物,史家已有考证[118])。那时中国也不是没有高人,李自成遇不到,或者那些人不屑与“流寇”为伍。清国的大学士范文程是一位民间高人,但他“养”在辽东,被太祖、太宗慧眼识中,帮助清人完成了“人主中国”的大业。可以说,毁坏明王朝与李自成帝业,是各类人物的综合作用,但范文程,也包括洪承畴等“贰臣”,都有一份“功”或“罪”参与其间。

说一说“第三者”清人的“记忆史”。清人始终坚持,他们不是从明朝手里夺得江山的。1645年清兵南下,摄政王多尔衮有一封信寄给史可法,半为恐吓、半为劝降。信写得很机巧,说:“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肆毒君亲。中国臣民,未闻有加遗一矢。”因此,“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119]现在看来,明清易代这一官方“辞令”,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倡者为范文程)。事隔73年后,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圣祖长谕”,历数平生,大讲兴亡治乱之道,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康熙帝对臣下说: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120]

我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觉得“味道浓极了”。康熙帝既承袭先辈的“话语霸权”(得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那时没能力,可以说成不忍取北京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层意思: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共主”的,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丢了,这怪谁?在中国,在历史上,谁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乱臣贼子”,“应天顺人,抚有区宇”,把握中国全局。在这种“英雄不问出身”典型的中国话语背后,还包含有强烈的反驳:别以为我们是“少数族”,多少也是一族的大头领;你们过去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最多相当于乡长),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你们怎么就没有觉得不对味呢?

清人的成功不容易。这里只能说一项: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是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的,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方面,与过去辽金、蒙元相比,都可谓“当刮目相看”。因此,机会到来时,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拢人心方面,真是“后生可畏”,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两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例如人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衮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条也很厉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剃发,能进又能退。[121]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也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122]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毙,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不堪一击,拱手与人?

“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

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20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

重读明清易代史,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出了不少书。他们的视角独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借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1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3.2亿两白银。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造反有理”,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这一项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白银”功能,在明代历史上,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当如何解释?很明显,从“白银资本”话题出发,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并加以深究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在哪些人手里?作什么用途,是用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了呢,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不错,从众多的“记忆史”里,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多得惊人。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3000余万两白银。[123]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崇祯五年有人揭发,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小金库”,不防突然调任,仅支2万两离去,余额尽为后继者所得。后者又兼了缉私的“巡盐”,欺匿盐税21万两[124]。然而,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多少还能对各类“生活服务业”起点“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最终被大顺军抄没,原形毕露。

据《甲申核真略》、《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甲申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崇祯愁眉不展,含糊地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不愿透底。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大珰逐家强行“捐银”。众人各个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2万两,皇后父亲捐1万两,其余“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1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顺“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来:陈演被拘,派人送4万两至刘宗敏府,结果为家仆告发,“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搜得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据说大顺军早有“坐探”潜入京城,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追赃”定出了“指标”:内阁大臣级为10万两,各部、院、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7万、5万、3万两不等,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3万—5万两(这是受贿最多的部门),翰林1万—3万两,其余部属(司长、处长)则各以千计。当然,这种“毛估估”也有个别是虚夸的,有的被酷夹而死,仍不足此数。但若考虑到这些官僚勋戚还有收贮或存放在别处的大量金银,例如票号、钱庄,以及蓄藏于老家的,占有的白银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大顺军抄走。在京抄得总数多少?《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说:刘宗敏上交1000万两,而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李岩有否其人也成问题,此说只能姑妄听之,但总数有千万两之多,似不算夸张。这里,还没有包括各书透露的大顺军官和士兵私抄人己之数。《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触义军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五六百两,少者亦有一二百两。

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2锭(千骑则为100万两),其他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125]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3000余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记述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惇在《恸余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7000余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我约莫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5000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白银总数的1/6。至于贮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绅私宅里的白银,其数亦当十分可观。文秉为明末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依据父亲及亲友所藏大量邸报奏疏抄件,按年汇辑成《烈皇小识》,保留了揭发官僚贿赂的诸多“原始材料”。书中记载崇祯三年,后金兵入犯永平(今卢龙县,属唐山地区),乡官白养粹降敌。督师孙承宗命辽东明将祖大寿(此人后降清)、马世龙退敌。收复永平后,“叛人白养粹已死,其母尚在,张春先至,尽封所有而出,绝无染指。世龙则尽取其所有。大寿至,遂将白母用极刑,乃尽出其窖藏,盖几百万云”。河北的一个乡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由此推想全国官吏聚敛的总数会有多么大!弗兰克不理解“国富”、官富不等于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银子过过手气,就算阔的了——保不定今天在手,明天还得交进官府(明末赋税是要交白银的)。

各书记载,都对京城勋戚、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多有送金银珠宝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儿上门的,无耻至极。清朝康熙年间计六奇汇编的《明季北略》,因收录杂芜、考辨不精,史家使用常取谨慎态度。其中收录有宋献策、李岩两人的长篇对话,我估计是落第文人借宋、李之酒,浇自己心中的愤懑,显属编造,却点出了大明政治与白银贪婪的关联。大意是:李岩问明朝经科举选官入政坛非常不易,“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宋献策的解释,大明天下,满朝公卿,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年薪丰厚,怎么肯随便舍弃?刚考上的,会说“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则认为“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因此宋献策总结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子母相权,赢利至上,弃旧事新,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社会实情与弗兰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在明代,白银滚滚,并没有显著改善民众的生活;白银的诱惑,倒是极大地刺激了当权者的贪欲——要知道,白银不只具有资本流通的作用,更有易于贮藏的功能。因此,在白银时代,官僚层的贪婪,是实物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明中期以来廷臣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亡国前后投降失节之风的极盛,都与白银的诱惑不无关联。后者在甲申变故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前一种情景,则可援引周延儒事为证。周被崇祯帝罢归后,于十四年再度出山,任内阁首辅,就是由复社张溥、吴昌时等人集资6万两白银,贿通亲信内监办成的。事后证明复社此举愚蠢至极。周延儒以及与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累累,万目共见”,最终在京城陷落前一年,被崇祯帝因“交通内监”无情诛戮,复社亦蒙受污秽。[126]总之,白银的权力化,权力的白银化,从明中叶开始直到清亡,除顺治朝、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敛外,贪污贿赂的规模是一波比一波扩大,官场腐败,人心不古,吏治每况而愈下。明清官绅消费奢靡成风,“春风熏得游人醉”,自然觉察不到岩浆的“地下运动”,突然井喷,悬崖勒马也就来不及了。

文秉描述编写《烈皇小识》的心情是“悲愤填膺,扼吭欲绝,涕泗滂沱,几执笔而不能下”,发问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其实,凡说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初人必追问“殆由天运,抑或人谋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独然。[127]

现代人往往指“天运”为迷信、愚蠢,不屑一顾。今天我要为这一说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罗列几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证据;但若强行证伪,每一款都很难单独成立。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长期被忽略,或者说意识不那么强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正是这一“天变”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政坛才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发”。

最近韩国学者朴根必、李镐澈在我国《古今农业》上发表了题为“《丙子日记》(1636—1640)时代的气候与农业”的论文,指出“17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危机,因有《丙子日记》的发现,在朝鲜境内已经得到确证。我国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以及相关论文集刊,也证实1470年至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且旱涝互生)的历史时段,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128]现在看来,由于气象史专家搜索的历史资料不全,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豫变纪略》一书,因对农民战争期间河南省情熟悉,记载详尽,在明清易代诸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对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摘录于下:

崇祯三年 旱。

四年 旱。

五年 大旱。

六年 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

七年 夏旱蝗。

八年 夏旱蝗,怀庆黄河冰。

九年 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

十年 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

十一年 大旱蝗,赤地千里。

十二年 大旱蝗,沁水竭。

十三年 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

十四年 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

十五年 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豫变纪略》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吕氏曾任兵部尚书,退休在家,目击河南灾情严重、备受征派增饷之苦,不吐不快。奏疏写于崇祯七年,字字沥血,不忍卒读: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129]

易代之际弃官返乡的宋应星,除所著《天工开物》向为学人推崇外,尚有刻于崇祯末的政论著作《野议》。他是预感到危机逼近的晚明“醒人”之一。在该书《民财议》一文里,点出了“民穷财尽”的时代要害,也说到了多年灾荒对北方农业生产的影响,亦转录于下:

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

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130]

这一轮“小冰河期”,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态势呈倒U形。[131]魏斐德《洪业》开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灾害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影响,援引埃尔文的统计,1585—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132]但从整个周期看,不是自然灾变立即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尽管仍处于灾变期内,社会秩序却在逐渐修复之中,两者的关系绝非完全重叠“同一”。

呜呼,说不尽的明清易代种种历史原委!面对偶然、必然的哲学难题,甲申之际的各种人,都表现出一种迷惘:说完全是天变所致,是也不是;否则“谋事在人”,又怎么说?难道混沌的历史,真像先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有一种神秘的综合力量在主宰,它叫做“气运”?那么,“气”是什么,“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王夫之说“气运”,概念演绎得有点神秘,但反复读《读通鉴论》就知底了,老先生其实还是得从“人气”、“民心”上去发挥。每当王朝中后期,总会有神经过敏的知识分子凭感觉跳出来,大叫世风日下,国运不济,实际上却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但有一点没有疑问,“生于优患,死于安乐”。有优患意识,意识到危机,说明还有希望。凡属王朝灭亡,都是麻木不仁,听不得危言耸听的警告,结果什么毛病都改不了,天灾人祸一起奔来。天灾可能造成经济恐慌,若无人祸烈火浇油,“天崩地裂”也是可以避免的。

目录
设置
设置
阅读主题
字体风格
雅黑 宋体 楷书 卡通
字体风格
适中 偏大 超大
保存设置
恢复默认
手机
手机阅读
扫码获取链接,使用浏览器打开
书架同步,随时随地,手机阅读
收藏
换源
听书
听书
发声
男声 女生 逍遥 软萌
语速
适中 超快
音量
适中
开始播放
推荐
反馈
章节报错
当前章节
报错内容
提交
加入收藏 < 上一章 章节列表 下一章 > 错误举报